个税25%“封顶”，深圳为抢人动真格了，一线城市会跟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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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谷趋势（ID：zgtrend） |  图图

毋庸置疑，这件事，主宰着未来30年国际社会的走向：

那就是中美正在进入一场长期竞赛。科技和金融，正是这场竞赛的主题。

明眼人一看就懂：科技和金融，都是人才密集型的领域；而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的竞争。中国高层亦强调：“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

一句话，谁能够在全球层面吸引汇集更多的人才，谁能够为人才成长培育更好的环境，谁就夺得了竞争优势。

美国目前的创新能领先，就是因为前期它吃尽了全球人才红利。

二战时期，德国的大量人才迁至美国，从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到哲学家阿伦特，这些流亡的知识分子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科学发展，丰富了它的人文艺术遗产。

大规模的人才转移，让美国取代了德国，成为世界科技的中心。据统计，1945年，在世的德国诺奖获得者仅为14名，而接纳了大量德国犹太知识难民的美国，其在世的获奖者则超过了25人。

“苏东剧变”后，美国又吸纳了一大批苏联、东欧的技术人才移民，极大地扩充了美国在核物理和航天等领域的“弹药库”。

而当前，全球的人才流动正在经历第三次大洗牌：

美国的人才正在被一些特殊的社会政策因素所挤出，签证缩减、种族冲突让人越来越难以留下。

许多国家已经瞄准这次机会，开启了一场不见硝烟的“抢人大战”：

阿联酋提出免个税，给专业人才十年黄金签证；

加拿大将大学毕业生“枫叶卡”的获取时间从1年半缩减到10个月；

德国2020年开始实施的新《专业人才移民法》，甚至降低人才门槛，受过正规职业技术培训亦可来到德国……

形势十分严峻。为了拿到未来三十年的科技发展主动权，中国必须要打赢这场人才争夺战。

汇集人才的能力，或者说一个经济体对全球人才的吸引力，与多方面因素有关。经合组织（OECD）对各国“人才吸引力”的研究重点考察了以下指标：职业机会、收入与税务、未来前景、家庭环境、技能水平、社会包容性，以及生活质量。

图源：OECD.

其中，收入和税收水平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提高人才吸引力必须面对的一道坎。

随着中国高工资群体不断壮大，问题也更加突出：

根据2018年修订的最新个人所得税表，个人年收入超过96万人民币的部分要被征以高达45%的个人所得税。

相比之下，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37%，其征收基础则高达52万美元（约328万人民币）；经各项抵扣后，实际税率通常为25%。

国际对比表明，中国个税的最高边际税率高于很多发达国家，比如芬兰最高为31.25%，新加坡最高22%，瑞典最高20%。

虽然对于全球科学家、优秀留学生来说，中国大有发展机会，企业也能提供高薪酬，但较高的个税，还是有可能让他们“望而却步”。

正因如此，降低高技能、高收入人群的个税边际税率的观点和呼声已逐渐成为主流：

财政部原部长楼继伟就曾建议，个税最高边际税率可从45%降到33%；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则建议，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25%。

人大代表、法学博士朱列玉支持将最高税率降至25%以下。他认为，企业所得税已经从以前的50%左右降至25%，但个税最高边际税率还是45%，总体来说偏高。“我看到一些海外高科技人才回国发展，回国之前的个税税率没那么高，回国之后税负反而增加了。”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扩大综合所得的范围应是改革的重点方向。

实际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已经打响了为全球人才降税减负第一枪。

在2019的“未来论坛深圳技术峰会”上，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王立新宣布，在境外人才引进政策方面，来粤港澳大湾区工作的短缺人才将享受15%的个人所得税减免优惠。

“特区中的特区”深圳前海还实施了“前海境外人才个税15%”优惠政策。对在区内工作的境外高端和紧缺人才缴纳的工资薪金个税超过应纳税所得额15%的部分，由深圳市政府以财政补贴的形式返还。

相应地，珠海横琴也推出了类似政策：为吸引港澳高端人才到横琴发展，其实施的是“港人港税、澳人澳税”政策，至于与内地税率出现的差额税款，由当地相关机构提供补贴。

为高端人才降低个税，至少有两方面的好处：

一方面，它能够在汇聚人才、激励创新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避免贫富进一步分化、维持财政收支平衡。

在许多国家，减税是一个民意分歧很大的议题，总能激起一部分人的强烈认可和另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对。“为富人减税”尤其具有争议性，人们担心它会显著加剧贫富分化。

但我们要分清贫富差距的主要来源：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都有可能拉大贫富差距，但二者的威力相差甚远。

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从长期来看，资本收益率（特别是顶级资本的收益率）明显超过经济增长率，两者之差导致初始资本之间的差距一直延续下去，并且可能造成资本的高度集中。

换句话说，贫富分化越来越关乎极少数巨富的资本所得，而非工薪阶层的劳动薪酬收入。降低个人所得税不会拉大贫富差距。

高级人才收入主要是工资和奖金，他们是缴纳高税率的主要群体。通过减税，可以鼓励高端人才聚焦在劳动致富上，而不是热衷于资本运作赚钱，使人才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人大代表朱列玉还指出，给“卡脖子”行业高收入人群减税是“放水养鱼”，不仅会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扩大内需，更会引导产业加速发展提高税基，最终“反哺”国家财政。

另一方面，高级人才的个税减少之后，也相当于间接为企业减少了支出，企业可以加大生产和科研的再投入，增强了企业竞争力，为技术突破、产业进步创造良好条件。

在3月4日的智谷趋势圆桌会上，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冯海波指出，中国的个税税率的级距比较小，同样的工资，比如8万月薪，放在中国容易达到最高边际税率45%；但如果将同等的收入放在美国（约1.3万美元），则远远不及最高税率的门槛。

这样来算，美国适用的个税税率其实比中国低很多。而全球的高端人才会将这种差异看作选择工作地点的重要考量。

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也对《财经》杂志表示，过高的个税让高科技企业有点吃不消。在要素流动下，专家型、创新型人才可以用脚投票，如果对工资薪酬待遇不满意，可以去别的地方（比如就有可能转到新加坡等“税收洼地”了），使我国高科技企业的发展无形中更有阻力和障碍。

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呼吁，深圳为高级人才的减税降负行动应当成为全国一线城市的样板，这是打赢新时代的人才争夺战，为中国的科技发展锁定新的发展动能的一种有效方案。

去年7月，深圳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了10亿元专项资金，作为产业发展与创新人才奖励资金。对符合条件的人才，直接给予人均万元起的大红包。

有媒体测算，这个红包拿到手后，其实就相当于 “25%”的个税“封顶”效果，对比此前45%的税率，显著降低了获奖人对于个体税负的感觉。

今年1月29日，经济学家管清友发微博感叹：“中国创新第一城深圳，走出关键一步。都学学。”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家会计学院院长秦荣生也表示，非常认可深圳在这方面的尝试，尽管类似举措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推广的基础和可行性，但对于北上广等高端人才聚集的城市，是值得借鉴的。

但是，就算北上想要跟进，究竟是否可行、如何跟进呢？在智谷趋势圆桌会上，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十分有力的观点：

冯海波强调了深圳的特殊之处：深圳采取这种措施是有个很重要前提条件，一是财政能力允许，甚至可能比其他城市都更为宽裕；二是深圳作为“特区之城”，许多政策条件是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林江教授则进一步指出，深圳的危机感要比其他的城市要强：深圳北有东莞，西边是大海，南边是香港，东面是惠州，团团围住就那么一一点的地方。

香港中文大学刘佐德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庄太量教授指出，这种危机感，在香港也存在：“香港是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天然资源了，我们都靠人才了。靠低税率我们吸引了很多人才。”他介绍道，香港地区实际征收中，个税税率通常不高于15%。

这意味着，深圳经验不是所有城市都可以复制，但有条件的城市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模仿。

另外，提升城市的吸引力，税率是一方面，每一座城市仍可以选择最合适自己的路径吸引全球人才。

比如林江指出，在知识快速更迭的时代，人才集聚的前提是信息的共享和交流，这需要一个开放的氛围和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他能跟他的同行密切合作，密切沟通，密切对话，不断提升，可以将自己的才能发挥80%、90%甚至100%”。在一个活跃的交流空间中激活“学习、共享、匹配”效应，一座城市可以形成高端人才的集聚。

那么，北上广最终会对深圳的减税降负做出何种回应？专家们认为需要因地制宜，更需要时间。

林江指出，“地区性的个税是管公平的，而增值税这种商品税，是管效率的。”的确，中国城市竞争是一个大棋局，要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取一个平衡，既要考虑阶层差距的问题，也要照顾地区差异的问题，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从财力角度来看北上是否有跟进的可能性，答案是肯定的。

2021年，深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10.4%，总数达4358亿元；北京比上年增长8.1%，总数达5932亿元；上海比上年增长10.3%，总数达7772亿元。

北、上两座城市已有相当的财政实力去考虑如何为聚集人才设计更为轻巧的方式调节个税方式。

其实在过去几年，财力雄厚的北京和上海也一直在寻找争夺全球高端人才的方法。

2014年来，北京积极推动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集中引进了大批高科技企业和新兴产业。

上海则在打造半导体产业链，提出要在2025年冲刺4000亿的产业规模，成为中国半导体的高地。近年来吸引了大批国内外顶尖企业入驻。

北上都有意“抢人”，但人才想在北上长久留下来，都不得不面临超大城市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成本，这些因素都会影响专家型、创新型人才的就业去向。

因此，为高端人才降低税负、切实提高他们的实际收入，是一线城市绝不能回避的课题。

圆桌会的末尾，冯海波聊起了2000年起的农业税改革：

“最初，农业税还在提‘清费立税’。后来随着认识的深入，大家觉得这个税不取消不行了，其实时间仅仅隔了五六年。”农业税就在全国取消了。

个税的降低或许也将如此。

“必须到要动手术的那个地步。降边际税率真正让所有人都达成一致共识，明白它的的确确是对我们建立创新型国家产生非常巨大影响，对我们的高科技企业高技术公司产生了影响——等它成为社会焦点以后，在专家学者们的呼吁下，这个事就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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